《通典》史论的史学批评，注重于从事物全局的逻辑关系上着眼。《刑法七》在讲到西汉张释之执法严明时，杜佑发表评论说：“释之为理官，时无冤人，绵历千祀，至今归美。所云：‘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为之轻重，是法不信于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时，帝使诛之则已’斯言非矣。”[112]杜佑钦佩张释之的执法，但对他所说的这两句话，则赞扬前者而批评后者。张释之的这两句话，是针对一件具体事情说的，《汉书·张冯汲郑传》记：张释之为廷尉。“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延尉当是也。’”[113]杜佑的议论，就是针对此事而发。但是，杜佑所要批评的，并不是张释之说了“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的话，而是批评班固在记载此事时，应全面考虑到张释之的为人及其在处理这一案件时的基本倾向，而不必把一些枝枝节节都写入传中，以致对后人产生不良影响。他说：“纵释之一时权对之词，且以解惊跸之忿，在孟坚将传不朽，固合刊之，为后王法。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犹发斯言，陈于斯主；或因之淫刑滥罚，引释之之言为据，贻万姓有崩角之忧，俾天下怀思乱之志，孙皓、隋炀旋即覆亡，略举一二，宁唯害人者矣。呜呼！载笔之士，可不深戒之哉！”[114]杜佑的这一看法，是否与史学上的直笔传统相悖？细考杜佑此言，第一，所谓“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似是“权对之词”，并非张释之的本意；第二，“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这样的事情也难免发生。这正是从事物全局的逻辑关系上来看待历史记载的，与直笔原则并不相悖。在此基础上，再说到历史记载可能产生的历史影响，则杜佑所论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