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以上所述，可作如下的结论：古代的城市民主政治实为一种政治的行会。它有一定的被垄断了的经济利益，但它受军事利益所支配；如纳贡、战利品、同盟城市的入会费等只分配于市民之间。故与中世纪末期的手工业者行会完全相同，古代民主的市民行会亦对吸纳太多人加入不感兴趣。由此出现了对市民人数的限制，实为希腊城邦没落的原因之一。将所征服的土地及战利品分配给公民的制度包含在政治行会的垄断权之内，而粮食配额、剧场费、陪审费及参加宗教仪式之费用均由政治利得进行支付。故自希腊正式市民看来，恒久的战争是一种常态。如克里昂（Cleon）那样蛊惑民心的政治家，也意识到要有理由地煽动战争，战争能使城市富饶，长时期的和平为市民所不能容忍。凡以和平方法追逐利益者，均得不到此等机会，他们包括被解放的奴隶与外国侨民等。他们虽然没有土地，但在他们之间，我们首先找到了与近代资产阶级相类似的模型。军事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城市只要保持其惯常形式，便不能产生手工业者行会或与之类似的组织；反之，只有由市民阶级形成政治军事的垄断，才能发展为一个军人的行会。古代城市代表当时战术的最高发展水平，无论何种武力，均不能对抗重甲兵队或罗马的步兵骑兵团。这解释了古代工业形式及其发展趋势与通过战争所得利益或其他以纯粹政治方法所获得利益之间的关系。与市民对立的为贱民；凡今日所谓的和平盈利者一概被列为贱民。但在中世纪初期，战术之重心移至城市外部的骑士当中。披戴甲胄的骑士军队所向披靡，因此，市民行会的军队通常只取守势，而从不敢主动出击，1302年库尔特雷（Courtray）战役为唯一的例外。故中世纪的市民军队，不能如古代的重甲兵或步骑兵那样发挥行会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