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和受其影响的人们的思想中，一切真正的道德考虑最终和在深层次都奠基于行为者的意志。我不能仅由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要求以特定的方式行动——例如我是特定一个人的孩子，如果这项要求是道德的要求，而并不仅仅反映一种心理压迫或社会和法律制裁。道德地行动就是自主地行动，而不是迫于社会压力的结果。这便反映了道德子系统的某些典型关怀。与其相反，人可以仅因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而处于这类要求之下，这在每个社会都是可发现的伦理思想，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是这样。西方社会有些人现在不愿接受这类考虑了，但在过去几乎为每个人所接受，这类要求也没有必要先经过理性检验，再被放弃或者被转变成自愿的承诺。这类要求和道德的其他独特特征一样，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它代表着一种伦理过程的理解，在法律关系的世界中，便是梅因（Maine）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它也对应着进入伦理关系之中的自我观念（conception of self）的改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