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篇稿件，都是著名作家写的，或因篇幅太长主题不突出；或因引文太多阐述发挥不够；或因内容上缺少某些环节和必要的交代，作为“史诗”的文稿，总感到有些欠缺。程贤章和几个审稿的同志，均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或由编辑删改，或退回作者进行修改，最后使稿件更加完善。
主编何建明的功劳当另文再说。令我感动的是，在整个组稿、编稿、审稿过程中，何建明曾亲自率作家出版社责编贺平同志到梅州审稿、定盘子。贺平为出版治水史诗日夜操劳，常常工作到深夜。广东各界也给以多方面的支持。主编在他的《后记》中都有充分的表述。
四、评价：“黄钟大吕遗世倾”
皇皇二百五十万字的巨著《中国治水史诗》出版面世了。社会怎么评价？文艺界怎么评价？将来历史会怎么评价？这都只能由实践去检验。上面提到的周克玉同志的诗句：“戎禹蜀郡惊梦喜，大吕黄钟遗世倾”也是一种评价，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究竟是“黄钟大吕”，还是“瓦釜雷鸣”？我看还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一下这部书的文本。我在读了这部书的原稿和出版后的这部称为“史诗”的书之后，得出如下几点印象。
第一，史料丰富，内涵深厚。
《中国治水史诗》从策划到成书，编辑者思路都非常明确：既不把它写成治水历史，也不把它搞成一部纯文学创作，而是要编成一部文史结合的史诗式的纪实文学作品。如果把这部书看成是一部纯粹的“治水史”，水利史方面的专家也许可以挑出不少缺陷。例如，中国历史上还有什么什么水利工程没有写进去，还有对什么什么水利工程的评价不充分等等。如果把它看成是一部纯文学作品，评论家们又可能从文学角度挑出毛病。如提出什么什么人物写得不够典型，人物性格不够突出，抒情性不够强烈，等等，但是，从文史结合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治水史诗》就有它独特的意义了。我觉得，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内涵深厚。全书打破惯例，不是按作家身份、地位、影响力排列，而是以书写的内容为主线，把它分为“黄淮卷”、“长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辽卷”、“西部卷”、“东南卷”等。虽是一种篇章编排上的选择，但也显示了内容上的丰厚。从这些水系的源流以及治水的历程，引发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流和历代治水工程惊心动魄的场面。全书的开篇是熊育群的《大禹治水回望》。“大禹治水”是中国百姓妇孺皆知的故事，这篇“回望”，不限于讲述世人皆知的传说，而是从学术的角度，以生动的文字探索了究竟有没有“禹”这个人物，他出生于何时何地，在治水方面有哪些作为？人们从作者所展示的史料和讲述的故事中，获得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知识。李林樱的《天下奇功都江堰》写的是先秦时代李冰父子率领古蜀先民们修筑都江堰的故事。尽管这个工程已是“家喻户晓”，但是作家以报告文学的笔法，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重新组接了历史材料，成为“故事新编”，而引起人们的关注。黄伟林的《北有长城，南有灵渠》，写了同样具有伟大意义却被历史遗忘了的水利工程。作家钩沉史料，把春秋战国时期在广西修建灵渠的历史背景、技术条件、以及灵渠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描绘和评估，给人们以耳目一新之感。冷梦的《大唐魂归》，写西安市重修环绕古都长安的浐、灞河的故事，把它和秦国时期（公元前246年）一个叫郑国的工程师修陕西郑国渠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观照。韩作荣的《隋炀帝与大运河》是一篇大散文。作者从京杭古运河第一锹土从杭州开挖的历史讲起，从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写到隋炀帝调集百万民工开凿通济渠。作品富有历史感。这里对隋炀帝其人的历史功过不作臧否，而是充分肯定了开凿大运河给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别开生面的历史评估。缪俊杰的《治水奇观福寿沟》写的是宋代治赣官员治理赣江的故事，作为水利专家的刘彝担任虔州（赣州）知军以后，发明了一种防洪措施，修建了一条地下排水系统叫福寿沟，有效地遏制了肆虐的洪水。这个排水系统使用了1000年，直到去年（2010年）赣江洪水期间，赣南人民还用福寿沟遏制洪水，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北美一家英文报纸《加拿大太阳报》刊登一个叫莫克姆（MALCOLM）的西方人写的一篇题为《古代的排水系统把城市从严重的洪水中拯救出来》的文章，谈赣州福寿沟在防洪中的作用。可见弘扬中国古代文明，对于提高今日中国的威望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