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将新文艺/文化现象用作他国理论的例证，而不做切合语境的具体研究。对此，谭好哲做了很好的总结：“有一些所谓学院派研究者和批评家则热衷于以追‘新’逐‘后’的心态操练从欧美引进的新潮理论，仅仅把中国的文艺实践作为证明其演练之舶来理论的例证，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对中国文艺实践的具体分析……不能解决任何实践问题。”[76]不对文艺/文化新现象、新问题做具体研究，直接套用他国理论的做法，表面上是做了研究，有时也能说出一些惊人之语，实际上却无论如何都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他国理论的引进终究不能替代地方性的知识生产。
诚然，面对文学泛化和借此出现的新文艺/文化现象及问题，恐怕唯有介入参与才是文学理论的正途。陶东风早已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呼吁重新建立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弥补单纯的内部研究的不足。”[77]陶东风之见或已逐渐成为共识[78]，然而时至今日，如何具体地展开研究却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