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国会成立之后，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最先向保国会发难的是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的广东同乡。广东籍的许应骙及兵部左侍郎杨颐攻击保国会“惑众敛财，行为不端”，必须严加斥逐，警告广东同乡不得再允许康、梁的所谓保国会在粤东会馆聚会。
刚刚宣布成立的保国会尽管良莠不齐，可能也会有行为不端之徒以及惑众敛财的嫌疑。不过从总体上说，保国会的成立毕竟合乎当时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反对者的意见在当时的舆论背景下是一种政治攻击。粤东会馆不敢再让保国会使用，但这根本无法阻止保国会在堂堂京师继续举行活动。4月21日，保国会假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河南会馆嵩云草堂举行第二次大会，公推梁启超等人发表演说。梁启超在演说中指出：甲午战败之后三年相对平静的政治发展严重麻痹了中国人的心智，使许多中国人以为中国在西方列强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必将逐步获得恢复和发展，西方列强在中国相互利用又相互冲突的利益均衡足以保障中国不被他们所瓜分。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之不知真相的空发议论，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代替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真切观察。梁启超认为：经过甲午战争后的三年调整，国际环境、东亚政治格局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民族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化解，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刻也没有停止。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外交冲突已经清楚地表明民族危机就在眼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民族危机的不幸时刻行动起来，“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团结起来，组织新的政治学术团体，以讲究救国之道，唤醒民众，救亡图存，“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梁启超相信：“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