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一学堂，陶行知珍惜时间，发愤攻读，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学业上突飞猛进，并滋生了爱国意识。尽管在此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还极为有限，崇一虽名为中学堂，实际程度似仅与高小相齐。[16]但无论如何，它毕竟给幼小的陶行知打开了一扇眺望新世界的窗口。从这扇窗口，他看到了发达的西方，看到了“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所无法告诉他的新世界。他的视野也从一个小小的歙县扩大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一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由此而开始萌发，他用毛笔在宿舍的墙壁上题写了两行座右铭：“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并朝夕以此自勉。正是以崇一学堂为起点，他开始了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探索。
繁华都市的现代文化熏陶
在崇一学习两年后，因唐进贤临时有事返回英国，学校便关了门。当时，陶行知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科学医疗很不发达，庸医误人，自己的姐姐因病夭折，遂在好友章文美等人的影响下，像早期的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那样，一度萌生了行医济世，医学救国的念头，为此，他于1909年春投考杭州的一所教会学校——广济医学堂。由于该校对于非基督徒学生在课程学习等方面有歧视性规定，他只待了三天便愤而退学。[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