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发展趋势来看，唐代中叶以后，有的史家深感纪传体通史的寥落，有的史家则又有慨于编年体史书的多有冗阙、缺乏条贯，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断代为史的心理和撰述通史的要求。如出身于史学世家的柳冕一方面激烈地批评司马迁，一方面又说：“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53]。刘轲的《与马植书》可以认为是关于《史》《汉》以来史学发展的一个论纲，并说：“常欲以《春秋》条贯、删补冗阙，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54]，说明他亦有志于通史撰述。至于萧颖士的“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原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55]。萧颖士对纪传体史书有很深的偏见，但他探索和发展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却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