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耶稣的宗教伦理思想纳入到实际的社会道德或政治道德系统这一努力，会使耶稣的道德见解的深刻穿透力大大减弱。例如，在自由基督教反对“不抵抗”教规的时候，耶稣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仅仅对反对暴力的辩护而已，它无法提供一种视角，让人们从中发现抵抗、冲突与高压政治的罪恶。它的应用只会加强人们的道德自满，而不能促使人们的道德悔悟，这对于那些让罪恶从自以为是身旁流走、从而使罪恶鲜为人知的人群而言尤为明显。这便是自由基督教在基督教和平主义拥护时所承受的悲哀，它很大程度上服务于那些具有经济实力去采用更为暴力的高压手段的社会群体，而他们也由此被谴责为是反基督教徒。
在耶稣伦理中，爱的绝对主义既以一种普遍主义——反对一切人类同情的狭义形式——来表达，又以一种完美主义——保持一种批评的活力，用以反对自以为是最精致必然的形式——来出现。在那些要求邻居的生命应当比出于自然的人类同情得到更大肯定的训诫中，可以发现普遍主义的因素。局限于血缘关系或亲密团体中的爱被认为是缺乏特殊价值的：“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20］爱之所以得到推崇，是因为上帝是博爱的。在托雷（Torrey）教授最近对四大福音书的翻译中，《马太福音》5章48节被翻译成完全符合耶稣思想逻辑的语言：“良知包含所有，因为天父包含所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