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性习观强调“性”"习"结合，并突出“习”的方面。孔子既看到了人的先天因素的细微差异，也看到了后天因素在个体差异形成中的重大作用。王安石再次彰显了孔子的性习论思想，主张人性的善恶乃是“习”的结果，并非先天所固有的。明代思想家王廷相继承和发扬了先秦时期的“习与性成”的理论，在未否定人的遗传禀赋的差异的前提下，强调“习”的重要，主张“凡人之性成于习”①,
(三)由“习”成“性”的途径
中国教育哲学思想非常认可后天的教育是人性改变的重要途径，并强调环境的选择与作用。学者指出，从“习相远也”的观点出发，孔子认为，人要发展，教育是很重要的，“少若成天性，习惯之为常”(《大戴礼记·保傅》)。同时，人的生活环境应受到重视，要争取积极因素的影响，排除消极因素的影响。因此，孔子一方面强调居住环境的选择，主张“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交往的选择，主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②墨子在人性问题上主张“素丝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无所谓善恶之别的，完全是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由人们学习的结果所致。他同时强调“染不可不慎”,说明了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自主意识，选择环境的主观因素和支配环境的主体作用。③王充在认识人性有善有恶的同时，也认识到人性的善恶是可以通过环境熏陶和教育训练加以改变的，主张两者的有机结合。他把教分为圣王之教与师徒之教。前者认为君王对臣民具有教育的职责，后者肯定教师对学生的教育训练在改造人性中的巨大作用。王充坚信教育具有变恶为善的功能，同时也没有将教育看成是万能的，认为教育还有必要与法禁相互配合。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