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嘛,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的意思是说,她怎样也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回来时,只有我爹一个人。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可是我们家只有一个女人,就是我妈,她身体也不大好,干活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乡镇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声音说,仿佛在形容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一张证明。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证明,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证明?’我就马上把证明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就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账,把马套上车,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那么,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那么,爹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2],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儿。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活儿利索,干什么都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儿,比我还利索。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大哥,她干活儿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我们干完活儿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胳膊酸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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